过去30年，中国的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经验，出现了一些初具国际影响力的公司。所有人都意识到，管理教育和研究与管理实践有紧密的相关性，与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也有极大的关系。

当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时，必然伴随着世界开始关注中国的管理有哪些独特性？中国管理有哪些东西值得总结、让世人分享？管理学在中国是否有突破的可能？现在是百花齐放的时候，特别是许多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可能引致范式革命，使一些传统的、甚至是主流的东西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一些新兴的东西正在中国生长。

管理是科学吗？

管理是个体、组织和环境互动协调而成的整体演化过程。但人类认知有限，无法清晰理解真正的复杂的管理过程。我认为管理学理论到现在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清楚。比如说管理理论到底是什么？它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纯粹的科学吗？管理理论是归纳的科学，在不断总结成功实践的规律，但有脱离情景的普适管理规律吗？如果有，对于运营层次的实践活动这当然会有助于效率提升。然而，在战略层次，如果简单套用大家都知道的规律，何从追求出其不意的竞争优势？从情景、管理的博弈性、管理追求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等角度看，管理学离普适性还很远，除非是把“人”的因素去掉，去探索很纯粹的管理科学，比如说运筹学、系统工程等。但是这些学问完全可以归结至工程技术科学。只要有“人”的因素进去，就会变得极其复杂。

如果从科学的范式角度来讲，目前的管理还真的很难叫科学。所以我更喜欢用“管理学”，它是一门学问。作为一门学问，它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体现方式。现在回过头来看德鲁克，他的研究有多少是按照管理科学的范式得出来的？其实就是思考、观察和经验总结。也许按照目前一些大学数数式的评定标准，德鲁克很难评上教授。再看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你看他老年在做什么？就是不断地思考，去探知他尚不解的现象，如近些年他邀请不同领域学者一道去解读模糊性（ambiguity）是什么？不确定性（uncertainty）又是什么？中国人和不同民族处理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时有哪些独特的智慧？到底应怎样解读和应对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更多是从哲学、认识论上的思考，并逐步深入到方法论和管理层面。

管理学要有理论，但是管理实践永远在突破现有的理论。试想，把基于实践总结的管理学理论与人分享，它已经不是新的东西了。在操作层面，自然可利用他人的经验和规律，但好的企业策略制定者实际上需要跳出这个框架，一定不能简单套用所谓的规律。只有突破了，跟别人不一样了，才有可能得到竞争优势。这就是管理实践和管理学问的悖论。但是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很少有人好好研究。

实际上，如果从科学范式来讲，管理理论（除哪些剥离了人的工具性理论方法）是一种弱规则，能给人一种启示就不容易了。假如说管理理论的价值就是提供参考，给人启示，那么能够提供参考和启示的东西形式多样。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马云成功了，柳传志成功了，任正非成功了，管理学家们的事后总结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复原吗？其实这是很难验证的，即便是当事人的讲述也可能是当时情景、事件、逻辑等的记忆和感悟基础上的事后复原甚或美化，很多时候我们羡慕的或学习的是“事后诸葛亮”。另外，如果这些人在现实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做法经过理论家的加工就可能变成理论，即便是他们当时的一些做法与很多理论是背离的。因此，管理甚至一些理论在很多时候就是话语权，有话语权而且能坚守下去，可能就成功了，一旦成为了成功的典范，就有可能转化为伟大的理论。所以，如果承认管理理论的弱规则性，则其表现形式一定是多样的，经过一定范式的归纳总结甚或验证，成为一套能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就具有管理理论的启示价值，基于此，我认为管理学理论与实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个人提倡做“有实践的理论，有理论的实践”。

管理学的突破

在中国，管理学真正的突破首先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强大。他们强大了，他们的言论或实践总结就可能变成强大的理论，他们的经验就可能为伟大的理论背书。没有他们的强大，中国管理学一定不会强大。其次，要靠理论总结。理论怎么总结？没有高度的理论洞见，流行的实证研究不可能在本质上产生有突破性的理论。所以，中国现在需要从管理实践中总结出西方理论不能解释的、或者是西方理论解释的跟中国管理实践很不一样的东西，这时候可能会产生真正的中国的管理理论的突破，但这一定要求研究者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的管理实践当中去。然而，在各种学术gdp的竞赛环境下，现在我们很多人不屑做这样的深入研究，因为无法快速出成果，也难出成果,而且还很艰苦，因为跟踪一个企业可能需要三五年、甚至十年才有研究成果出来。另外，要出这样的成果，还需要有较高的学识、社会经验和理论造诣。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管理学界的机会。华为、中兴、海尔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公司。中国有这么独特的实践，能不能在里面挖掘出宝藏，就看我们有没有本事。

另外，中国管理理论可能突破的地方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整体论思维。我们如果能从中发现一些新的启示，这些新的启示就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相对于直接借用中国古代的思想，我更喜欢的是重建型的研究，在古代思想对你的启示的基础上，再针对当下的情景、知识基础和管理实践进行重新的构建，这种研究是有可能发展出原创性的理论的。古代的方法，到今天不一定能够直接套用，但是那种思维方式的整体论，可能会给我们揭示一个更客观、更正确的东西，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也许会更准确。

中国人虽一直强调整体论，我也认为整体论是未来中国在世界上有可能做出重大贡献的领域，但我们需要在方法论有所突破。牛津大学的生物学家 d.诺贝尔（denis noble）非常欣赏中国整体论及其哲学思想。他曾经写过一本书《the music of life》《生命乐章》。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躺在沙发上，听着音乐泪流满面。因为他意识到，当生命可以变成基因编码的时候，任何的疾病最后可以到基因编码找到原因，但是人们没有办法回过来治疗这个病症。科学的逻辑是找因果关系，但在找因果关系的解析过程中，可能会漏掉很多信息，没有办法还原，这就是我们面对复杂问题的无奈。诺贝尔认为中国整体论思维和方法论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中间遗失的因素考虑到，但在如何具体分析这些要素上没有突破。以中国的中医为例，中医看病，望闻问切，大夫每天都会根据病人状态的不同来调整药方，但中间的动态机制是什么？则很少深入研究。但日本科学家现在把中药中的药素分成100多种，可以测量这些要素的作用效果，这就有可能成为解释动态机制的桥梁。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中国的管理学未来有没有超越的可能？我认为有可能。中国人面对复杂世界的时候，有更多的灵活性或者变通性，更勤奋，甚至说更不守“规则”。不守“规则”恰恰有可能创造意想不到的价值。另外是中国人对模糊性的忍耐力，以及中国人骨子里面的那种整体性的感觉，这些给突破提供了可能。但需要重视的是如何在整体论和分析技术间架起方法论的桥梁。以我们团队研究发展的和谐管理理论为例，它就是一个基于中国管理智慧、在整体论和系统论的基础上诞生的理论，但它没有停止在整体思想和机理层面，而是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和谐耦合”、“和谐领导”等概念，从方法论层面上架起了理论与实践及其具体管理技术和工具间的桥梁。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阻扰我们对中国管理实践更深刻的理论探索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都太浮躁了，学术环境也太浮躁了，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专注地、好好地做下去。真正深入的管理研究，需要有一些有造诣的人走进管理实践、肯坐下来深入专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