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武汉乃至全国肺炎疫情，受到举国上下极大关注，全民恐慌。截止2020年2月4日8时，共确诊20471例，疑似23214例，死亡425例，治愈644例，尚不包括未纳入统计的病例。各省市自治区严控人员移动，严禁车辆往来防控疫情扩散。据各方面汇总信息显示，疫情已经对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带来严重影响，拖累gdp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当前公共卫生事件所呈现的特点

（一）突发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易预测，突如其来，但其发生与转归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有助于快速发现潜在风险。

（二）公共属性

突发事件所危及的对象不是特定的人，而是不特定的社会群体，在事件影响范围内的人都有可能受到伤害，进而带来连锁反应。

（三）危害的严重性

突发事件可对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社会经济发展等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包括即时性严重损害，以及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引发公众恐慌、焦虑情绪等，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影响。

此外，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得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在我国又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1.公共卫生事件直接考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性，在我国呈现的一大核心难点是（吃野味引发疫情）疫情的间接引发者有可能是治理者，此时治理者的治理举措往往治标不治本；

2.供应链的全球化使得区域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很快演变成为全球性事件，影响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处理应对需格外谨慎小心；

3.科技浪潮使得事件信息多维度呈现，网状碎片式传递，问题全方位爆发，透明成为处理公共危机的最高原则，疏大于堵，需要在多方兼顾的同时确保公民知情权；

4.跨部门协同作战和基层执行力成为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时区域治理面临的最大考验。

本次疫情的全面回顾

2018年4月5日央视《24小时》新闻报告，科研人员在研究猪瘟时发现冠状病毒的一种新分型。2018年4月4日在线发表的《自然》杂志刊登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单位的一项研究成果。科研人员发现，曾导致广东2.4万多头猪死亡的致命疾病是一种源于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该研究强调，要积极监控蝙蝠及其他野生动物中的病毒性感染。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向记者介绍，“该致命猪病毒目前还只限定在猪致病，与致命猪密切接触的人没被感染”。但此病毒非本次引发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9年10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已经逐步从武汉疾控中心和当地医院送来的众多病例中识别并提取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和sars基因序列有70%相似，并且按照规定立即向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控中心提交报告。

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等武汉8位医生，发布“sars”信息示警市民，收到警方的训诫书。警方认定“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言论不属实。

同一天下午，武汉市卫健委下发一则《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引发社会关注，也让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成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波及全国的“风暴眼”。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委派专家组（李兴旺、曹彬、吴文娟）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闭市修整。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近期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

1月8日，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于1月16日返回北京，初筛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后转入北京地坛医院住院治疗。

1月15日开的发布会上，武汉卫健委还表示“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月19日以钟南山为首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武汉听取并检视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其他成员包括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1月20日，国家高级别专家组进驻之后，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疾病呈现人传人的特点，并建议加大应对力度。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前召开紧急会议，将本次疫情列入pheic。

而从1月11日到1月20日，武汉市还组织了万人长跑、万人家庭集体聚餐，同时大量的学生、民众伴随着春节返乡流动。短短10天，湖北省丧失了对疫情的控制和主动权。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病例持续增加，广东、浙江、湖北、天津、安徽、北京7省市先后发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予以应对。

此次疫情暴露的核心问题及其影响

此次疫情，由于湖北省缺乏足够重视，寒假及春运，九省通衢交汇点多重因素叠加，以及认知失当、决策失误、管控失序、沟通失效、干部失职使得疫情在短时间内快速恶化。坦白讲，任何一个省份处于这个位置，都有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反思问题是从问题中发现本质，让所有省市更勇敢的前行。当前疫情处于关键时期，结合背景不难发现核心问题聚焦五个方面：

一.缺乏直面r0的勇气

r0即病毒感染后的基本繁殖量，是病毒最初可传播性的一个指标。who针对2019-ncov的估算则为1.4–2.5；伦敦帝国理工学院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则估算为2.6（不确定范围为1.5–3.5）；国家疾控中心推算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力（r0）在2.2左右；香港大学学者预估为r0为2.3；这个数字显著低于sars，也吻合世界卫生组织前期预测（1.4-2.5）。一般而言，只要r0大于1，疫情就会不断加剧，而疾病控制措施的目标是将再生数降低至1以下。而公众并不了解这一关键指标变化所代表的医学含义以及防控意义，各方发言试图说服公众相信其低于sars的传播力但资讯缺乏透明度，且与公众实际感知相差甚远使得恐慌不断加大，直到以钟南山院士组长的专家组持续与公众对话，信心才开始慢慢恢复。

二.风险识别及沙盘推演不足

从第三方观察来看，核心区域整体防控布局反应较为迟钝，协同响应机制缓慢，部门孤立作战毫无协同可言，以致于物资处理、调度、分配等问题遭受公众非议，其实际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政府当务之急是快速行动，重建社会信任，让公众感知公平、公正、快速、高效，而不是“一问三不知”。当前处于防控的关键阶段，严控移动传染源、隔离和收治确诊和疑似病例、保护医务人员健康、确保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稳定供应、后勤保障高效顺畅，对政府考验极大，需要决心、魄力和毅力（凡事请示尽责而不担责，会造成武汉乃至整个国家的被动）。建议针对最坏的情况做沙盘推演，识别潜在风险漏洞，避免出现类似封城后依然出现近30万潜在移动传染源离城，进而造成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疫情扩散，武汉周边地市进一步恶化，多重矛盾累积激化等不可控局面。

三.众多区域顶尖高校近乎失声

武汉是全国高校集中地，专家及智库资源丰富，医疗卫生条件全国领先，但是本次决策滞缓，反应迟钝，行动缓慢，外界恐难以理解。建议各高校加快行动，依托科技部启动的应急科技攻关项目，在病毒溯源、传播途径、动物模型建立、感染与致病机理、快速免疫学检测方法、基因组变异与进化、重症病人优化治疗方案、应急保护抗体研发、快速疫苗研发、中医药防治等10个方面充分发挥武汉在地高校优势，积极参与，突出结果导向和应急需求，围绕提高治愈率和降低死亡率这一核心目标，以战时状态参与攻关为湖北本地防疫做出应有贡献。

四.发声的权威渠道不权威

目前省市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被动式响应，相关部委、省、市各级政府信息存在出入，市、县级信息不统一，造成防疫工作被动，暴露的是我们日常统计工作可能存在的大量造假及信息漏报瞒报。建议统一信息归口，设定发声的权威渠道，确保信息及时准确传递到外部，为公众所了解，及时澄清各类谣言和谣传。

五.医护救援及物资通道不畅

由于湖北省（包括武汉）医疗物资持续告急，社会各渠道医疗物资又源源不断进入武汉，渠道来源多样，管理面临挑战可以理解。然而缺乏从供需两端出发，专人专责专班负责各类资源的募集、调度和分配使得供需矛盾异常突出。随着各省市管控日趋严格，输入医疗物资的通道如果还无法确保顺畅，一线缺物资，疑似病例增加，将会再次出现确诊病例无法及时就诊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疫情。

当前的应对之策

一.全体动员筹备医护物资支援武汉

针对重灾区域（黄冈和孝感）和薄弱环节，继续调配全国医疗资源予以支援（2月1日，李克强总理考察疫情防控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对外公布支援通道，多措并举，确保政府支援团队、医疗物资、社会团体支援物资、国际支援物资以及个人捐赠的医护物资能够快速进入湖北、武汉及周边市区县乡镇急需医院，而不是某些中转组织；考虑动用云服务平台发动全国志愿者进行相关远程协调跟踪辅助工作。

二.构建信息发布权威通道，第一时间回应社会质疑

要迅速恢复全国人民对湖北省及武汉市政府的信心，针对社会广泛关心的疫情问题、物资捐赠被售卖问题、物资堆积如山但基层缺乏医疗物资以及物资被分配给莆田系医院问题、红十字会物资分配问题、17岁残疾儿童出现意外、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等问题及时反省、及时整改，切实响应公众关切，聚焦焦点、痛点、难点，切实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切实保障物资供应。

三.针对被影响的企业及相关群体，做出响应减轻负担

此次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很大，对产业链影响更大。建议全国各地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为中小企业减负，避免中小企业倒闭潮影响整体社会稳定；扩大已经为企业恢复生产提供的贷款支撑且降低利率以保护流动性；为商场租赁企业减租；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延长贷款期限，灵活调整还款安排。

四.借力信息科技，严格监控移动传染源、，做好疑似病例管控

建议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多平台，多系统数据打通，实时监控人员流动及流向，严控可疑的移动传染源，以及无法跟踪传染源的疑似病例进行轨迹模拟，及时发布警示公告，为源头防控、人员隔离以及政府管制提供强有力支撑。

五.雷霆行动，铁腕治理，澄清谣言，确保指令贯彻

借助国务院信息平台，及时搜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时透明报告最新疫情，及时撤换不胜任各级领导干部，及时告知违规违法企业和人员将纳入诚信黑名单，及时管制不听劝阻危害公共安全人员；及时澄清谣言，打击囤积居奇，避免哄抢行为；禁止集体活动及出行安排。

本次疫情处理启示录

一.公共卫生安全无小事，应急响应常态化

在此次疫情中，我们至少有4次机会能够提前予以防控；一是2018年猪瘟疫情已经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分型，但是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是2019年10月武汉市病毒实验室已经发现此一疫情前兆，并上报卫健委，但直到12月31日卫健委专家组才第一次去武汉调研；延误2个月之久；三是12月30日，李文亮、刘文、谢琳卡等8位医生以“sars”示警被训诫，依然未引起足够重视；四是12月31日，卫健委专家组第一次去武汉调研，并给出了错误结论“新型冠状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直到卫健委新成立的高级别专家组1月18日第二次去武汉，才正式公布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并建议采取封城等一系列严控措施。在此过程中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将近一个月最佳防控时间段，进而造成万人感染，300多人失去生命，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pheic，代价惨痛，不堪回首！

二.呼吁更多的专家学者，更多的媒体，关键时刻要敢于发声

本次疫情中，有一部分学者和医生敢于从公众安全出发，公开疾呼以引起政府重视，声音来自哪里，来自于基层一线而非高校科研机构，是否该引起我们反思？科技强国需要重视专业，重视基础研究，而政府科学决策正需要科学支撑。用科技部的话讲，各科技攻关项目承担单位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也是对所有的科研工作者的呼吁，更是对中国唯论文导向的改革的呼吁。我们需要学者面临涉及公众安全的事件敢于发表公开公正的科学意见及建议；媒体也要加强宣传，据华盛顿大学的louis kim教授等所做的量化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数量增加10倍是，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而本次农村为防止疫情所采用的传统传播形式（宣传页、横幅以及广播、顺口溜等）发挥了极大作用，为后续政策宣导提供了良好示范。

三.大推广沿海地区的政府治理经验至中西部

面对疫情与恐慌，众多的沿海城市迅速响应，浙江在国内率先以10个“最”和一级响应应对疫情，主动承接疫情人员转移；上海迅速启动在金山区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考“小汤山”模式设置集中隔离点，并启动一级响应；江苏立即停止来往武汉的道路客运，时间是1月21日，而武汉封城是1月23日；广东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由科研机构牵头开展疫情研究和病人救治防护。这种响应体现的城市治理水平不仅仅是行动，更是观念还有系列舆论引导上。

四.应急管理局没有发挥应急功能，整合有待加速

本次疫情，应急管理局失声，反倒是防化部队出动应对武汉疫情，一方面是应急管理局成立不久，二是属于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本次涉及公共安全部分，是否应急管理局应该主动协调以及与交通部等确保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快速高效到达疫区呢？而应急管理部又是否真正摸清抓准重大风险、薄弱环节、关键要害，创造性抓好各项措施，为救灾物资快速到达医院而落实工作了呢？

五.完善应急预警及响应机制，纳入国家卫健委管控体系

虽然sars让我们基本构建应急响应机制，本次疫情又给我们的公共管理上了严肃的一课。一是如何确保民情民意及时畅通反映至高层避免信息扭曲至关重要，封城伊始，微信、支付宝等服务平台立即在城市服务模块开通疫情专区，全方位搜集民情疫情，确保上下信息一致，避免决策失误做出贡献；二是多部门联动，利用大数据信息，及时分析人员流动情况，帮助疫情防治；利用大数据的便利，综合海量数据信息，为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判断提供支撑，特别是人员流动监控，接触人群监控、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区物资调动支援等等。

疫情无情人有情，齐心协力向前行！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疫情，加油湖北，加油武汉！

杨一鸣

amt事业合伙人

在战略规划、流程管理、信息化规划、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营风险管控等领域服务过近50家大型企事业/政府单位，积极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获得良好客户口碑。为某自贸区提供的创新服务获得建筑时报年度十大成果奖，创新成果被文汇报、大公报、凤凰网、人民网在内的30多家媒体转载，部分成果被央视和地方电视台报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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